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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最近，看到一则关于招摇撞骗案的新闻报道，今天就以此案为例，对比说说诈骗和招摇撞骗的区别。
基本案情：张三曾四次犯诈骗罪入狱服刑，绝对算得上是个惯犯，第四次出狱后，张三仍然本性难改，为了骗钱，他盯上了中老年人。张三走遍多个村庄，冒充镇政府工作人员骗取村中老年人的信任，以办理提高养老金收入、办理“纯女户金”（指农村只有女儿的家庭）为由，骗取5名老人财物共计2080元。
2000多的涉案金额，如果以诈骗罪来认定，都无法达到立案标准，而招摇撞骗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罪名，是否骗取到财物、骗取财物的多少并不是衡量构罪的标准，这也是招摇撞骗和诈骗的首要区别。
招摇撞骗罪的概念：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进行诈骗，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的行为。因此，其手段只限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进行诈骗；而诈骗罪的手段没有限制，可以是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
同时，虽然二者都表现为欺骗行为，但招摇撞骗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即关键看是否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仅限于财产权利。
因此，招摇撞骗罪不一定表现为骗取财物，也有可能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比如说“骗色”，以案举例：
王女士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一男子李四，李四自称是警察，之后二人开始交往并建立恋爱关系，李四有意无意在朋友圈“透露”一些警官证件及立功授奖信息，并多次穿着警察制服与王女士参加朋友聚会。
在取得王女士信任后，李四称单位结账需要垫付资金，但自己暂时没有足够资金垫付。王女士遂主动提出借钱给李四，并通过微信给他转账人民币5万元。李四承诺月底报账后立即归还，但之后一直未提还钱一事，直到三个月后突然联系不上李四，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遂报警。
民警侦查后发现，李四已经通过同样方式骗取过多名女性，涉案金额30多万，民警从其住处还当场查获了多本假冒警官证、手铐以及警用制服和警用标识等。
这个案例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行为人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职称去骗取财物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既成立招摇撞骗罪，又成立诈骗罪时，就属于刑法中的想象竞合犯，处理想象竞合犯的案件应当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
案例一，法院认为张三牟取非法利益、假冒政府工作人员多次行骗，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以招摇撞骗罪判处张三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损失。
现在网络销售过于便捷，很多消费者买药为图方便，直接在朋友圈就购买药品，以次充好的假药问题也层出不穷。
近日，绍兴新昌县公安局打击掉了一个通过微信贩卖假药的23人犯罪团伙。
居民购“特效药”，疑被骗报警
“我在微商那里买到了假痛风药，麻烦警察同志帮忙查一查吧！”2022年3月，一名中年男子跑进新昌县公安局七星派出所接处警大厅，焦急地说自己被骗了。民警俞坚方倒了一杯水，让他坐下慢慢说。
“去年年底，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在卖进口痛风药。因为我常年患有痛风，对方说是缅甸进口药，能够治愈我这个老毛病，我就买了许多，没想到一点用都没有！”“微商”号称药到病除的“神药”，王先生吃了一个月的疗程却不见效果。
与此同时，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现了这条线索，后民警协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一同对该线索进行分析、鉴定，并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注册大数据比对分析，发现没有此款药物。由此，认定新昌本地微商销售的“缅甸新版痛风药”为假药。
3月11日，在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警方对新昌本地底层代理的统一抓捕行动正式开展，先后将以赵某、盛某为首的本地代理团伙共17人悉数抓获。
虽然17名犯罪嫌疑人成功到案，案件情况有了些许眉目，但这些团伙的“上游”是谁？药是从哪儿来的？一团迷雾始终笼罩在俞坚方心头。
奔赴云南，剑指犯罪团伙
因该团伙多为微信上作案，手机内的资金流动频繁、微信聊天记录数据庞大，俞坚方作为主办民警通宵达旦进行加班，将在新昌境内流通的“缅甸新版痛风药”的出处、去向一一梳理清楚，为最后确定犯罪嫌疑人销售假药的数量、金额以及定罪量刑做好了前期保障，并成功分析出该“缅甸新版痛风药”销售渠道源自云南省，多条资金链指向了多名云南籍犯罪嫌疑人，且最终指向缅甸籍犯罪嫌疑人玛某。同时，通过缜密侦查分析，确定了该犯罪团伙的整体结构和落脚地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
在瑞丽解封的第一时间，俞坚方立即动身出发，先后两次到达瑞丽对当地情况、嫌疑人落脚地进行前期侦查，并对接当地公安、边境部门，为接下来的抓捕工作做好了准备。
6月，俞坚方便带领同事再次奔赴云南省瑞丽市，追捕剩余的犯罪嫌疑人。截至2022年12月初，该案23名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警惕“特效药”，认清“关键字”
据嫌疑人玛某供述，其销售的“缅甸新版痛风药”是在缅甸生产的，进货价为每瓶10元，销售给新昌的“下游商”为每瓶35元，以此赚取差价。
玛某称，“缅甸新版痛风药”并无有效药物成分，只是添加了激素，短时间可以止疼。并且玛某并无药品经营许可证。
“这款所谓的‘特效药’其实并不能治疗痛风，相反的，添加了激素的成分，吃多了还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俞坚方告诉记者。在走访受害人的过程中，买这款“特效药”的人群主要为中老年痛风患者，因长期被病痛困扰，经嫌疑人虚假宣传后，便“病急乱投医”，掉进了陷阱之中。
“我们也吃到了苦头，花这么多钱去买了假药，耽误了我的病情。”居民王先生后悔地说，“感谢新昌公安，打掉了这个害人药！”
民警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中老年市民朋友，药品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购买，否则很容易被网上的虚假宣传哄骗。那些网上随意售卖的价格高达68元、88元的所谓“特效药”，成本价十分低廉，且根本没有治病的功效，反而会危害身体健康。
“诈骗团伙窝点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十多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住在狭小的居民楼里。有些窝点的团伙成员甚至就是睡大通铺，连个床垫都没有。他们每天吃的也都是些炒萝卜或炖白菜，配着大米饭。”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河南省唐河县公安局反诈大队负责人常赛讲起4月28日民警进行现场抓捕时看到的情景。
常赛告诉《方圆》记者，这次抓捕行动，源于一场告吹的“爱情鸟之恋”。
“爱情鸟”飞走了
2022年初的一天，唐河县青年曲浩闲来无聊，通过一款社交软件添加了一个名叫“爱情鸟”的女子。两人随后又加了微信好友。
“爱情鸟”告诉曲浩，自己在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司上班，一个人挺孤独的，认识了曲浩后，自己感觉整个天空都亮了。曲浩很快对这名女子陷入浓浓的爱恋中。
自结识之后，“爱情鸟”每天都对曲浩嘘寒问暖，表达思念与牵挂之意。尽管没有见过面，但曲浩还是很受用这份网上飞来的“爱情”，觉得生活变得美好起来了。
“我想去看你，可是我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没有路费了。”一次聊天时，“爱情鸟”主动提出想到唐河见曲浩。曲浩闻听此言，马上给其转账800元，然后满心欢喜地等着对方的到来。可是几天之后，到了约定见面的日子，“爱情鸟”自称身体不适，随后又说突发疾病。
原本说好的见面，就这样泡汤了。为了安抚心上人，曲浩又给其转账120元。
2022年2月14日，曲浩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一早起来就给“爱情鸟”发了520元的红包。这次，曲浩主动提出，要去郑州看望她。令曲浩意外的是，面对这份热情，“爱情鸟”却有些躲躲闪闪，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辞，就是不肯和他见面。
曲浩和“爱情鸟”的交往就这样通过网络维持着。4月中旬，曲浩多次联系“爱情鸟”，希望再次约到线下见面，突然发现对方手机已经停机，各种联系方式均被对方拉黑。他爱恋了几个月的心上人就这样消失了。
从此，他的“爱情鸟”飞走了，还带着他转给对方的1400多元钱。
4月21日，躺在宿舍的床上，翻看昔日里和“爱情鸟”甜蜜的聊天记录，盘点两人结识以来点滴的细节，曲浩突然明白了，自己是遇到婚恋诈骗了。于是，他立即到唐河县公安局报警。
办案民警经分析研判及串并案件，发现该案和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侦办的一起婚恋诈骗案件可能系同一团伙作案。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经公安部刑侦局、河南省公安厅批准，该案于4月22日由南阳市唐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南阳市宛城区公安分局、郑州市公安局配合侦查，成立“4·21”专案组。
经过深挖细查，专案组发现，该团伙窝点主要集中在河南省荥阳市。经过细致、紧密的工作，抓捕时机成熟了。
4月28日凌晨，警方启动统一收网行动。多地警方联合、出动500余名警力，冲进各个窝点，迅速控制现场。
本次行动共捣毁诈骗窝点35个，查获作案手机307部，查扣冻结银行卡267张。蔡云鑫等6名主要嫌疑人及270余名同伙落网。
4月28日清晨，民警突袭诈骗份子居住的一个窝点，抓获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图片
从跟着别人干到自己单干
公安机关侦查确认，“爱情鸟”所在的团队，就是以蔡云鑫为首的诈骗团伙。
33岁的蔡云鑫，是贵州省安龙县人，他不仅是这个诈骗犯罪团伙的负责人，还是该团伙背后整个犯罪集团的“老大”。
案发后，蔡云鑫交代，2016年上半年，他认识了一个朋友，此人把他带到北京，说可以一起做事情。到了北京，蔡云鑫发现原来他们要做的就是电信诈骗。他从此就进入了一个诈骗团伙做业务员。后来，蔡云鑫和他的那个朋友都做到主管级别，每人手下大约有20多个业务员。
由于北京警方对电信诈骗的打击日益严厉，2017年，蔡云鑫他们先后从北京搬到郑州，在郑州和荥阳租房子，开始自己单干。当时，他们从北京陆续带过去30多个业务员。
从在北京跟着别人干到河南自己单干，蔡云鑫这伙人实施诈骗的套路是差不多的。
他们的业务员大多数为年轻男性，通过一些常见的社交软件去找一些想谈对象的人，有时他们也在一些婚恋交友网站和App上面找目标对象。他们的目标人群，不限男女，但以男性为主。跟对方加上好友后，如果目标对象是男性，他们就用女性账号跟对方聊；如果对方是女性，他们就用男性账号去跟她聊，引诱对方谈恋爱。
博取对方好感后，他们就以过生日、自己或者家人生病、去找对方需要路费等借口向对方要钱。对方转账到一定金额后，他们就将对方拉黑。对于那些没多少诈骗可能的，他们就会很快把对方拉黑。
职务晋升主要还是看“业绩”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个诈骗集团新聚集了不少业务员，规模扩大不少，集团下面主要有4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蔡云鑫、王飞丹、王前运、伍龙飞团伙。
这个犯罪集团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窝点众多，他们以“公司”模式进行运作，但没有真的注册公司。集团并没有严格的统一领导，各团队在其团队经理的领导下，各干各的、各骗各的，不过大家是采用一样的“业务模式”。
蔡云鑫在犯罪集团中被称呼“经理”，经理下设大主任，大主任管理各窝点的主任，一个主任管理一个窝点，每个窝点有几名小主任和十多名业务员。
这4个团伙，蔡云鑫团伙的人数最多、“盈利”最好，而蔡云鑫本人头脑灵活、资格最老，因此是公认的整个集团的“老大”。
“我们的职务晋升主要还是看业绩的。”蔡云鑫说。
诈骗集团对各团伙窝点人员统一管理、集中吃住，每个窝点人数限制在十余人。
“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吃住都在宿舍内，内部分工非常明确，主任负责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都是业务员轮流做。生活起居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晚10点准时熄灯睡觉。”蔡云鑫对这套“管理措施”似乎颇为骄傲。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一般是租用民房作为诈骗窝点，位置一般都是选择不近路边的比较隐蔽的地点。
“一套房子我们一般就住十一二个人左右，如果住的人太多，进进出出的，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也容易扰民，会引起警察注意。”蔡云鑫说。
每个目标最多只能骗2900元
犯罪集团为了控制成员、管理严格，也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特别制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
比如不骗河南当地人。因为他们的窝点设在河南荥阳等地，如果骗了当地人，被害人一旦报警，他们很容易被查获。
“这是一开始的规定，但事实上，没人遵守这个规定，不仅也有骗河南人，最后骗习惯了，连亲友、父母、男（女）朋友都骗。”蔡云鑫交代说。
另外，主任等管理层定期对业务员的手机上的收款情况进行检查，防止业务员对骗取的钱款私下截留，不上交。如果业务员或者主任瞒报业绩，私吞诈骗来的钱，就会被开除。
主任以上人员均使用化名，便于逃避侦查。成员之间不准有借贷关系，不准谈论上下线，不谈论亲戚关系，如果发现有人违反了，就口头警告，如果有人再犯，就直接开除了。
还规定，对同一个诈骗对象，诈骗最高金额为2900元。不允许骗更多的钱，够了这个数目就必须拉黑。为何要作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帮诈骗分子也知道，3000元是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线。他们认为，设定2900元的“纪律红线”有利于逃避追责。
“被骗不足3000元的话，被骗的人可能会觉得钱也不多，可能就不会去报警了。风险小点。”蔡云鑫说。
团伙的业务员有男有女，每个窝点会配2到3名女性，男人住一间，女人住一间，男业务员冒充女性诈骗男网友时，如果需要与对方视频或者语音的话，就让女业务员配合。
业务员骗来的钱，够2900元，就算一单。业务员将这笔钱提现，交给主任，主任再交给大主任，大主任再交给经理。他们的分赃按一定比例进行，以2900元一单计算，业务员分得367元，主任分得385元，大主任分得441元，经理分得490元。剩下的钱交给经理层面的人处理。
2022年6月5日，唐河县检察院对蔡云鑫等58名诈骗集团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诈骗集团中也有不少大学生及未成年人是上当受骗后进入该集团的，其中有一人是大三学生，还有两个人在参加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这3个人因年纪小、对社会涉足不深犯下错误，经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改过自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他们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8月3日，此案由唐河县公安局移送至唐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10月上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公司”规定：对一个人最多骗2900元》
转自：方圆
“诈骗团伙窝点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十多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住在狭小的居民楼里。有些窝点的团伙成员甚至就是睡大通铺，连个床垫都没有。他们每天吃的也都是些炒萝卜或炖白菜，配着大米饭。”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河南省唐河县公安局反诈大队负责人常赛讲起4月28日民警进行现场抓捕时看到的情景。
常赛告诉《方圆》记者，这次抓捕行动，源于一场告吹的“爱情鸟之恋”。
“爱情鸟”飞走了
2022年初的一天，唐河县青年曲浩闲来无聊，通过一款社交软件添加了一个名叫“爱情鸟”的女子。两人随后又加了微信好友。
“爱情鸟”告诉曲浩，自己在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司上班，一个人挺孤独的，认识了曲浩后，自己感觉整个天空都亮了。曲浩很快对这名女子陷入浓浓的爱恋中。
自结识之后，“爱情鸟”每天都对曲浩嘘寒问暖，表达思念与牵挂之意。尽管没有见过面，但曲浩还是很受用这份网上飞来的“爱情”，觉得生活变得美好起来了。
“我想去看你，可是我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没有路费了。”一次聊天时，“爱情鸟”主动提出想到唐河见曲浩。曲浩闻听此言，马上给其转账800元，然后满心欢喜地等着对方的到来。可是几天之后，到了约定见面的日子，“爱情鸟”自称身体不适，随后又说突发疾病。
原本说好的见面，就这样泡汤了。为了安抚心上人，曲浩又给其转账120元。
2022年2月14日，曲浩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一早起来就给“爱情鸟”发了520元的红包。这次，曲浩主动提出，要去郑州看望她。令曲浩意外的是，面对这份热情，“爱情鸟”却有些躲躲闪闪，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辞，就是不肯和他见面。
曲浩和“爱情鸟”的交往就这样通过网络维持着。4月中旬，曲浩多次联系“爱情鸟”，希望再次约到线下见面，突然发现对方手机已经停机，各种联系方式均被对方拉黑。他爱恋了几个月的心上人就这样消失了。
从此，他的“爱情鸟”飞走了，还带着他转给对方的1400多元钱。
4月21日，躺在宿舍的床上，翻看昔日里和“爱情鸟”甜蜜的聊天记录，盘点两人结识以来点滴的细节，曲浩突然明白了，自己是遇到婚恋诈骗了。于是，他立即到唐河县公安局报警。
办案民警经分析研判及串并案件，发现该案和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侦办的一起婚恋诈骗案件可能系同一团伙作案。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经公安部刑侦局、河南省公安厅批准，该案于4月22日由南阳市唐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南阳市宛城区公安分局、郑州市公安局配合侦查，成立“4·21”专案组。
经过深挖细查，专案组发现，该团伙窝点主要集中在河南省荥阳市。经过细致、紧密的工作，抓捕时机成熟了。
4月28日凌晨，警方启动统一收网行动。多地警方联合、出动500余名警力，冲进各个窝点，迅速控制现场。
本次行动共捣毁诈骗窝点35个，查获作案手机307部，查扣冻结银行卡267张。蔡云鑫等6名主要嫌疑人及270余名同伙落网。
4月28日清晨，民警突袭诈骗份子居住的一个窝点，抓获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图片
从跟着别人干到自己单干
公安机关侦查确认，“爱情鸟”所在的团队，就是以蔡云鑫为首的诈骗团伙。
33岁的蔡云鑫，是贵州省安龙县人，他不仅是这个诈骗犯罪团伙的负责人，还是该团伙背后整个犯罪集团的“老大”。
案发后，蔡云鑫交代，2016年上半年，他认识了一个朋友，此人把他带到北京，说可以一起做事情。到了北京，蔡云鑫发现原来他们要做的就是电信诈骗。他从此就进入了一个诈骗团伙做业务员。后来，蔡云鑫和他的那个朋友都做到主管级别，每人手下大约有20多个业务员。
由于北京警方对电信诈骗的打击日益严厉，2017年，蔡云鑫他们先后从北京搬到郑州，在郑州和荥阳租房子，开始自己单干。当时，他们从北京陆续带过去30多个业务员。
从在北京跟着别人干到河南自己单干，蔡云鑫这伙人实施诈骗的套路是差不多的。
他们的业务员大多数为年轻男性，通过一些常见的社交软件去找一些想谈对象的人，有时他们也在一些婚恋交友网站和App上面找目标对象。他们的目标人群，不限男女，但以男性为主。跟对方加上好友后，如果目标对象是男性，他们就用女性账号跟对方聊；如果对方是女性，他们就用男性账号去跟她聊，引诱对方谈恋爱。
博取对方好感后，他们就以过生日、自己或者家人生病、去找对方需要路费等借口向对方要钱。对方转账到一定金额后，他们就将对方拉黑。对于那些没多少诈骗可能的，他们就会很快把对方拉黑。
职务晋升主要还是看“业绩”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个诈骗集团新聚集了不少业务员，规模扩大不少，集团下面主要有4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蔡云鑫、王飞丹、王前运、伍龙飞团伙。
这个犯罪集团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窝点众多，他们以“公司”模式进行运作，但没有真的注册公司。集团并没有严格的统一领导，各团队在其团队经理的领导下，各干各的、各骗各的，不过大家是采用一样的“业务模式”。
蔡云鑫在犯罪集团中被称呼“经理”，经理下设大主任，大主任管理各窝点的主任，一个主任管理一个窝点，每个窝点有几名小主任和十多名业务员。
这4个团伙，蔡云鑫团伙的人数最多、“盈利”最好，而蔡云鑫本人头脑灵活、资格最老，因此是公认的整个集团的“老大”。
“我们的职务晋升主要还是看业绩的。”蔡云鑫说。
诈骗集团对各团伙窝点人员统一管理、集中吃住，每个窝点人数限制在十余人。
“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吃住都在宿舍内，内部分工非常明确，主任负责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都是业务员轮流做。生活起居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晚10点准时熄灯睡觉。”蔡云鑫对这套“管理措施”似乎颇为骄傲。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一般是租用民房作为诈骗窝点，位置一般都是选择不近路边的比较隐蔽的地点。
“一套房子我们一般就住十一二个人左右，如果住的人太多，进进出出的，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也容易扰民，会引起警察注意。”蔡云鑫说。
每个目标最多只能骗2900元
犯罪集团为了控制成员、管理严格，也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特别制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
比如不骗河南当地人。因为他们的窝点设在河南荥阳等地，如果骗了当地人，被害人一旦报警，他们很容易被查获。
“这是一开始的规定，但事实上，没人遵守这个规定，不仅也有骗河南人，最后骗习惯了，连亲友、父母、男（女）朋友都骗。”蔡云鑫交代说。
另外，主任等管理层定期对业务员的手机上的收款情况进行检查，防止业务员对骗取的钱款私下截留，不上交。如果业务员或者主任瞒报业绩，私吞诈骗来的钱，就会被开除。
主任以上人员均使用化名，便于逃避侦查。成员之间不准有借贷关系，不准谈论上下线，不谈论亲戚关系，如果发现有人违反了，就口头警告，如果有人再犯，就直接开除了。
还规定，对同一个诈骗对象，诈骗最高金额为2900元。不允许骗更多的钱，够了这个数目就必须拉黑。为何要作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帮诈骗分子也知道，3000元是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线。他们认为，设定2900元的“纪律红线”有利于逃避追责。
“被骗不足3000元的话，被骗的人可能会觉得钱也不多，可能就不会去报警了。风险小点。”蔡云鑫说。
团伙的业务员有男有女，每个窝点会配2到3名女性，男人住一间，女人住一间，男业务员冒充女性诈骗男网友时，如果需要与对方视频或者语音的话，就让女业务员配合。
业务员骗来的钱，够2900元，就算一单。业务员将这笔钱提现，交给主任，主任再交给大主任，大主任再交给经理。他们的分赃按一定比例进行，以2900元一单计算，业务员分得367元，主任分得385元，大主任分得441元，经理分得490元。剩下的钱交给经理层面的人处理。
2022年6月5日，唐河县检察院对蔡云鑫等58名诈骗集团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诈骗集团中也有不少大学生及未成年人是上当受骗后进入该集团的，其中有一人是大三学生，还有两个人在参加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这3个人因年纪小、对社会涉足不深犯下错误，经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改过自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他们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8月3日，此案由唐河县公安局移送至唐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10月上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公司”规定：对一个人最多骗2900元》
转自：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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