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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规定的前提有两个：
①实践合同以物之交付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因此借款人在合同成立前不负有合同义务；
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不支付利息，为无偿合同。
因此法律认为，对于自然人而言，其理性能力不一定足够，因此以物之交付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可为出借人争取更多思考的时间，避免出借人遭受损失。
①自然人之理性能力是否必然小于企业？
在以“自己责任”为基础的民法，以理性人为前提，不应由法律为出借人设定所谓的“反悔时间”，倘若担心出借人迫于情面在非正式场合口头答应便承担合同义务，争议无非是“是否具有受法律拘束意思”的解释问题，完全可以依据情谊行为的理论解决，没有必要以理性缺失为由鼓励出借人反悔，这样既违反自己责任这一基础，又侵蚀诚实信用这一准则。
②“无偿”这一属性是否就应导致“要物”这一结果？
以此逻辑，自然人之间签订的任何无偿合同均应“要物”，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倘若约定没有利息也应“要物”，自然人之间若约定利息则应当诺成。这一逻辑显然无法成立，这也就是包括王泽鉴教授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在当代，实践合同均应予诺成化的理由。
将自然人的借款合同作为实践合同，不见得符合实践合同这一概念的产生初衷。罗马法上最初的契约有三类，即文书契约、要式口约和要物契约（实践合同），其产生的初衷本在于破除法定形式对于契约成立的束缚，从而鼓励交易。但经过发展，在交易被广泛鼓励的今天，“要物”却成为了限制合同成立的要件，应当如何看待，值得思考。
可能是记性不好了，就履行地问题，我找到的规定是：
首先，履行地的兜底规定应该是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也就是借款人所在地；其次，没有发现将自然人与企业分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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