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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侦查机关可能用一种十分不易察觉的方式，获取原本没有的管辖权。例如，侦查机关为了跨市、跨县查办某人，原本对该人并无犯罪线索。但为了办人（不是办案），往往会先以自身正在查办的一个毫不相关的案件需要调查取证为由，要求该人及其公司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薄、银行流水，要求电信运营公司提供该人的聊天记录等等一系列涉及个人隐私、公司商业秘密的材料。获取到该些材料后，经过一系列的分析，找到了办人的方向，由“办人”再转成“办案”。再以自己办案中发现了相关犯罪线索要办理为由，向上级机关请示，要求上级机关指定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
不是侦查机关想调查谁就能调查谁、想让谁提供材料谁就得提供材料。在原本没有法定取证事由的情况下，原本依据《刑事诉讼法》就不能违法取证。哪怕这些取来的证据确实能够证实存在犯罪，也不能因违法取证行为获取管辖权。
试想，这样的管辖不当操作不纠正，任何一个侦查机关，以任何一个捏造的由头向不具有管辖权的单位和个人取证，以取证中对方的应对不当为由立案侦查，最终非法建立管辖跨省、跨市办案，刑事诉讼的管辖就会被随意突破、视若无物。
该类非法取证行为往往系案件来源。由此可见，该起非法取证直接关系案发与否、司法机关是否有管辖权。对于原本自己没有任何调取证据的权力这一点，侦查机关也不可能“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故这些非法取证的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
作者：丁慧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刑事风险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擅长办理厅局级职务犯罪案件（曾办理五十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贷款罪、走私罪、涉黑涉恶等重大案件，及涉及民刑交叉的民事类案件。丁慧敏律师长期在今日头条“刑辩人评论”进行法律知识公益共享，助力依法治国。立足事实证据法律的分析，本就是法治的源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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