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在传统社会，道德是全部生活的中心；现代社会则是经济社会，经济居于生活的中心。不懂经济即脱离时代，而金融是经济的中心，金融学是现代人的必修课。
商人赚钱是其德行所在，赚钱就是为社会做贡献。金钱本身更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性中的恶。金钱不过是一种工具，即便没有金钱，人性之恶也会通过其他途径表现出来。指责金钱，就好比有人用菜刀杀人，就认定菜刀邪恶一样。菜刀是切菜的工具还是杀人的凶器，完全取决于谁把握菜刀，而不是菜刀本身。又好比文人们都喜欢把亡国的罪责加诸美女：妺喜、妲己、褒姒、西施、杨玉环、赵飞燕、陈圆圆之类，这些美女风华绝代，人人喜欢，帝王自不例外，还有近水楼台之便，美女值得歌颂，但亡国实在与她们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家们的心理，只能猜测为羡慕嫉妒恨。
凯恩斯早就精辟地论证过，他说经济的繁荣，不是由生产（供给）决定，而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的关键是投资需求。没有银行和金融市场，投资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其实，社会事业的繁荣，如电影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好莱坞大片（Hollywood blockbuster）人人爱，但那可是钱堆出来的！
大家都使用货币交易，交易就简单、安全多了。可以想象当初也有很多人拒绝使用货币，宁愿物物交换。但为什么货币能推广开来？当然有强制的因素，但是一切强制，都要靠微观主体的自愿配合，包括军官对士兵的命令也是如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谈到市场的作用时如是说]。货币能普遍使用，是因为“眼见为实”，不使用货币的人，看到使用货币的人得了好处才动心。货币能存在几千年，就是因为顺应了人性的需要。
有两家企业，一家企业在所有市场上都能以低利率借到钱，另一家相反，在所有市场上借钱的利率都更高。那前者和后者，还有合作的可能吗？似乎没有。但根据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原理（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创设的互换，却正是让两者分工合作，降低了两个企业的利息成本。如果互换不能让两者都更有利，那前者会不屑于互换，后者根本不敢想象能合作。只要金融产品符合自利的人性，市场就一定能接受。
货币
分工是必需的，交换就是必然的。人们的需求多种多样，但分工后，只做一件事情，而且不见得是自己需要的。交换是人的天性，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给我我所要的吧，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
有历史学家考证说，夏商之际，中国人主要用海贝作货币。这可以用一些汉字的写法来说明。汉字的特点是象形，字的结构就表示字的含义。比如，财、货、贵、贫、贱、赚、赔、贪、赌、贿，这些与财货有关的字，都有“贝”字旁，反映了贝壳作为初始货币这个历史事实。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连中国的高中生都很熟悉。金银本来在山里沉睡，但金银优良的理化属性，例如熔点高、可恒久存在、密度大、延展性好等，恰好符合好的货币的特征。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把它们开采、提炼出来，当作货币使用。商周时期，中国已经开始烧制铜器。因为金银的储藏量小，开采技术难度又大，直到今天，世界金银的总储量也是有限的，用金银作货币，明显是不够的。而铜的储量要大得多，比如安徽省的铜陵市就是以产铜而闻名的。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想造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属于他的封地的铜陵能给他提供足够的铜钱招兵买马。辨别铸币的成色很困难，而成色不同的铸币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同样多的商品。那用成色足的铸币的人就吃亏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虽然一般人不能辨别铸币的成色，但总有行家，比如那些铸造商（虽然货币是由政府铸造，但要禁绝民间铸造是不可能的），拿到成色好的铸币，将它们融化，把其中的贵金属提炼出来，分成两份或者更多份，再添加其他贱金属，重新铸造成成色减半或者更低的新币，重新投放到市场中。成色低的替换成色高的，这是一个反复而且不断恶化的过程，到最后，市场上流通的铸币全部都是成色很低的铸币。成色低的铸币是劣币，成色好的才是良币。劣币驱逐了良币！最早发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规律的人，是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所以这一规律也叫“格雷欣定律”。
纸币的本质是政府的信誉和负债。硬币就是货币中的辅币，是由贱金属（银、铜、镍、铅）铸造的金属币，所有的辅币都是不足值的。纸币加上辅币，就叫“现金”，也叫“通货”（currency）。本位（standard）就是一个国家要发行货币需要准备的币材（发行准备），比如黄金或者白银，或者别的金属。只有预备好了这些币材，才能发行货币。本位币具有无限的法偿性（unlimited legal tender），也就是不论买东西、还账（属于支付），还是缴税，不论拿着多少本位币，对方都不能拒收，否则即是违法。在金本位制崩溃之后，世界各国的本位货币都是纸币，本位都是纸，跟黄金、白银，以及其他金属没有任何关系。发行货币，不需要预先准备金银，而是各国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根据需要发行，说得难听点，准备好纸和印刷机就行了。这就是当今世界的货币本位制度：纸币本位制（paper money standard system）。电子货币，如银行卡，可以作为交换媒介买东西，和纸币没区别，尤其是作为支付手段的时候，比纸币更方便、快捷。所以，一种“东西”是不是货币，不是取决于它的物理形式，而是人们是不是认可它们作为交易媒介或者支付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电子货币就是货币。
交易媒介是货币的基础作用，是货币产生的原因。有了货币，才会放心大胆地进行分工，货币维系着社会分工，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优势（比较优势），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进了人类共同的福祉。
信用
借贷活动中，贷方是债权人（creditor），借方是债务人（debtor）。只有债权人愿意相信债务人，或者说，在债务人有信用的条件下，跨期交易才会出现。信用是如何取得的呢？两个条件：第一，债务人做出支付货款的承诺；第二，在支付货款之外，愿意在此基础上支付利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护信用体系，进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债务人若发生违约，债权人可以求助于法律，而这个时候，信用工具就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可以维护债权人的权益。
利率与商品的价格是有区别的，商品的价格表示获得商品所有权的难易程度，而利率只表示获得货币资金使用权的难易程度。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可以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影响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利率的变动可以调节货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改变货币资金的流向。现代经济体现为一种货币经济形态，生产要素跟着货币走，货币到哪里，生产要素就跟到哪里。利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资金就只能流入那些利润率高的部门，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出。相应地，前者繁荣而后者衰落。生产要素就通过利率这个杠杆，配置到了效率更高的部门。因此，利率是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工具之一。如果利率水平不当，资源就会出现错误配置，整个经济就没有效率，资源被浪费，人们的福利就会下降。
有一个“72规则”（Rule of 72），说的是，如果一个变量的年增长率是1%，则该变量将在72年后翻一番（中国人把增加一倍叫“翻一番”，比如从1增加到2，翻了一番，到4，就是翻了两番。）。这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们发现的一个有趣规律。如果一笔钱，每年的利率x%是固定的，那它将在多少年后翻一番呢？那就是72/x年后。比如利率是5%，就需要72/5＝14.4年；如果是10%，则需要7.2年；20%，仅需3.6年。
股市
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他的短篇小说《傻头傻脑的威尔逊》中，有一句关于股市的名言：“10月，这是炒股最危险的月份；其他危险的月份有7月、1月、9月、4月、11月、5月、3月、6月、12月、8月和2月”。马克·吐温用幽默的方式告诫大家，股市“每天都是危险的”。尽管危险，但赚钱的机会也是有的，而且真的有人发了财。股市的赚钱效应（很多人赔了钱就闭嘴，赚了钱就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还是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投资者，他们都希望自己是幸运儿。投资者都想知道股市赚钱的秘籍。因此指导投资者在股票市场里掘金的书层出不穷。作者三教九流，有金融学教授，也有小学没毕业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数学模型、博弈论、心理学，还有用中国人的易经八卦的，等等。最根本的一点是，股市到底有没有规律？像水烧到100摄氏度就沸腾，股票价格是不是可以预测？对股市是否可预测，有两派理论：一派是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theory），认为股市完全不可预测、毫无规律可循；另一派是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人是非理性的，“聪明的人”可以利用其他人的愚蠢赚钱，或者说，股市是有规律的。
1900年，巴黎大学毕业生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1870—1946）提交了一篇名为“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差点因为老师们看不懂而无法毕业，这很像马科维茨。但他无意间奠定了被称为金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人把他称作金融学里的梵高（天才但不得志）。巴舍利耶认为，股票价格是随机游走的：股票价格在每个时点上，向上和向下的概率是一样的，期望利润是零。市场仅仅遵循一个定律：概率定律。这话，真是字字千金。
随机游走理论后来发展成为有效市场假说。尤金·法马（Eugene Fama）是有效市场假说的主要提出者。1965年他在发表于《商业》（Journal of Business）杂志上的《股票市场价格行为》（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一文中写道，他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个股行为的经验研究数据支持了随机游走。价格随机游走能充分描述价格行为，证券投资的收益是正态分布的。研究股价序列的历史不能提高投资者收益。法马的意思是，根据股票的历史数据无法预测未来的股价。后来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是有效市场假说的最经典文献。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个人都是在给定的约束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有效市场假说告诉人们，必须尊重市场，而不能自以为是，以为可以战胜市场，即使你是经济学家、金融专家、科学家，在股市里，你也没有任何优越之处。有效市场假说不是假定你在股市里赚不到钱，而是指你不能持续地赚钱。赚钱不过是个概率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反复受挫的、偶尔可能碰到运气的过程。
有效市场假说的反对者主要是所谓的行为金融学，它是行为经济学、心理学、金融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行为金融学的经济学基础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不承认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它认为，人的行为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比如有人明明知道吸烟不好，可还是要吸；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还要付出努力争取等。行为经济学得到了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支持。本来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不能进行可控制的实验。但是，实验经济学恰恰是想进行（模拟）这样的试验。它针对某一经济或者社会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参与者的反应，以此检验经济理论是否确实。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上的贡献。行为金融学通过实验手段发现，股市里的投资者并不总是理性的。他们对影响股价信息的反应可能是过度的，也可能是不足的，这种不足或者过度并不能通过套利而消除，而套利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等因素的制约。所以，股票价格并不总是合理的，当股价被高估或者低估时，赚钱的机会就来了。
格雷厄姆
价值投资的鼻祖当属本杰明·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强调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分析，即财务分析。他说：应该在仔细分析企业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密切关注市盈率、股息率以及其他分析工具。他推荐定投法，即定期投入相同金额购买股票，而不是一次性投入。市场下跌时要多买，上涨时少买。这样，获得的平均价格较为理想。格雷厄姆的投资业绩不凡，1929—1956年，年平均收益达到了17%。格雷厄姆的方法和纯技术分析派是有区别的，后者试图从股价的历史数据中寻找有关未来走势的信息和投机机会，而格雷厄姆注重的还是基本面。
巴菲特
巴菲特被今天全球股市投资者奉为“股神”。确实，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Corporation）有不俗的业绩，1965—2001年账面每股复利年收益率为22.6%，同期标普500指数含股息的收益率是11%，是全球最贵的股票，2017年公司股价最高时超过了300 000美元。巴菲特本人主要依靠持有该公司股票，位列《福布斯》（Forbes）杂志“2010年度全球富豪榜”的第三名，在美国他的财富仅次于比尔·盖茨。巴菲特被神化的原因是，不靠科技发明，不靠“勤劳致富”，就靠炒股票。这正是股票投资者的梦想。但是，巴菲特的故事不能证明股市真的有什么规律。这世界根本不存在能预测股市变化的神仙。中国有句俗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参与股市的人太多，总有个别人会成功，这个人就叫巴菲特。巴菲特的成功不过是个概率事件，他的成功主要靠运气。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巴菲特并不是消极的投资者，他持有少量公司的大量股权，甚至可以影响公司的内部投资决策。用中国股市投资者熟悉的话来说，他是“坐庄”的。
保险
商品交易中，买卖双方对交易的商品拥有的信息不一样多，商品质地究竟如何，只有卖者清楚，买方不完全清楚。买方的偏好和最高的出价意愿，卖方也不清楚。一方知道的关于自身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这叫“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良后果有两个：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很典型的。
先看逆向选择，以健康保险为例。开始，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都买保险。按理说，保险公司应该对风险大的多收保费，风险小的少收。可是，保险公司无法区分谁健康、谁不健康。除非对每个人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但是这样的花费太大，保险公司承担不起。而检查本身是无止境的，疾病不可能都能被发现。保险公司只能采取简单的办法，按照人群的平均风险程度，向每位投保者收取同样多的保费。经过一段时间后，那些身体最健康的人发现，他们没有生病，不能从保险公司那儿获得任何好处，白白掏钱给身体不好的人，于是陆续退出保险。最健康的人退出后，投保人群的平均风险提高，保险公司赔付的概率和花费都会增加，保险公司面临亏损，只得提高保费。提高保费后，剩余人群中那些身体最健康的人发现，得不偿失，自己得病的概率很小，一年也就感冒一次，买保险，还不如自己花钱看病更合算。这些人也退出保险，新的人群的风险更大，保费继续提高，相对健康的人继续退出保险。这个过程不会停止。保险公司希望健康的人越多越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这就是逆向选择，选择的过程造成许多具有不良特征的个体集中在一起。最后，只有那些最不健康的人买保险，保险公司非破产不可。
除了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还会诱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前，道德风险出现在交易后。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一方放任对另一方不利的事件发生。以火灾保险为例。在没有买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十分小心，怕发生火灾，造成损失；购买火灾保险后，即使出事，也有保险公司兜着，就可能不那么小心翼翼，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保险公司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再以健康保险来说，投保前，一个人可能不酗酒，虽然他嗜酒，可是酗酒会危害健康，得了病还得自己花钱。买了健康保险后，看病有保险公司，就可能会放任喝酒，这给保险公司增添了麻烦。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的不良后果，怎么解决呢？以健康保险来说，对于逆向选择，保险公司的一个办法是，一旦发现有人造假，谎报身体疾病的信息，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对于道德风险，办法是不负担全部医疗费，而是让投保人自己承担一部分，比如20%，或者医药费达到一定数额之后再报销等，这对投保人是一个约束，会减少一些身体不太健康的人投保。
黄金
根据过去几十年金价的走势，大致可得出结论：金价与美国综合实力呈反向相关。但我也要强调一点，除非出现极端的情况，人类不可能回到用黄金做货币包括国际货币的时代。黄金无论怎样走强，还是要用美元表示的。美元这些纸片，总能换到黄金。这也说明，人们对美元和对美国的信心，几乎从未动摇过。就可靠性来说，美元不但不比黄金差，甚至还比黄金强。巴菲特有句话说得有道理，他说200多年来，看空美国的人都输了。
衍生
金融工具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供人们转移、规避风险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体现的是风险管理的思想。它们最初的设计者都是深谙人心和人性，并能深刻洞察市场风险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比如复杂的金融期权和期货合约，就是由数学家、经济学家、金融衍生业从业者共同参与设计出来的。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的贡献，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定价。
世人常诟病投机。其实，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是投机者，都在期待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出现，并准备抓住机会。所有的投资活动本质上都是投机。投机说穿了就是低买高卖，是所有人的行事准则。不但投资活动都是投机，就是日常生活，也脱离不开投机。小商贩们把鸡蛋从一个地方倒卖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差价，他们是低买高卖者；买股票的人是低买高卖者；做国际贸易的人从一些国家买进货物，到另一些国家卖出，也是低买高卖者。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不但是投机，而且是最纯粹的投机活动，因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经常允许“卖空”。卖空，就是把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卖掉。卖空的、自己不拥有的东西，是从经纪商借来的，跟从银行贷款一样，它是一种负债，将来要还。
供需
凯恩斯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一句话：短期内宏观经济的状况，即繁荣或萧条，是由总需求决定的，与总供给无关。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利率会影响投资，因而会影响总需求。这一点我前边也强调过。同时，利率也会影响储蓄，储蓄是总供给的一部分，（受利率影响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也是总供给的决定因素。而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的状况又是由总供给决定的。因此，利率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货币多和少是很不一样的，货币数量对经济变量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否则，货币政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外汇
每个国家都要有外汇储备，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任何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通俗地说，就是欠外国人钱。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国际收支赤字就没法弥补，国家的信誉就要受到损害，今后的国际贸易就会受到影响，该进口的东西进不来，人民的福利将会因此下降。有了外汇储备，就避免了这些尴尬。
第二，汇率的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活动，以及国内的经济稳定而言，至关重要。汇率若频繁、剧烈地变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会紊乱。有了外汇储备，政府就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稳定汇率。即使是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要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外汇储备的规模也不能没有限度。储备过多，对一国而言未必是好事，任何事情都有代价。比如，如果日本的外汇储备中有大量美元存款，一旦美国的利率下降，或者美元贬值，对日本来说就是损失。所以理论上，外汇储备有一个最优规模。经济学家们至今对此依然莫衷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曾经给出一个标准：一国外汇储备的最佳规模，是其年度进出口总额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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