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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蕉岭籍国民党将领率“中央调查团”开展延安之行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有力推手:涂思宗
发布时间:2017-02-28 16:12:59   来源:梅州日报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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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思宗(左四)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左五)、朱德(左三)、叶剑英(左一)合影
    导读:涂思宗,字南恒、负我。1897年2月26日生于广东镇平(今蕉岭)县三圳乡河西村。1918年毕业于蕉岭县立中学,翌年春他在家乡投笔从戎,参加东征、北伐,以累累战功进入国民党军界高层,1935年4月16日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39年3月21日晋升为中将军衔。

1937年5月,涂思宗奉命代表国民党中央率团赴延安考察。他忠于职守,马不停蹄,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感受在中共管治下的延安,落后而有秩序,破旧但充满生机,积极向上且不缺乏真诚。对此,他不避讳身边军统特务的监视,如实向上峰报告,消弭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对中共的部分疑虑,加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率“中央调查团”赴延安考察

1937年5月,涂思宗受蒋介石、顾祝同的委派,以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央调查团到达延安,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视察活动。

在中国现代史上,1936年12月到1937年6月这半年余时间,可谓是中共乃至中华民族存亡攸关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给气势汹汹“剿共”的蒋介石当头棒喝,使中共换得宝贵的生存空间。当年,还不足3万名的红军局促于贫瘠的陕北高原,欠缺武器补给、更新,生产、生活资源匮乏;反之,经过近10年的征战,靖西南,压李(宗仁)白(崇禧),败冯(玉祥)阎(锡山),平“闽变”,蒋介石的中央军可谓如日中天,兵员已达100万之众,而且有三分之一配备了德国的新武器装备,加上蒋的老巢京沪杭一带的工商业日益繁荣,经济支撑有力。此时,国共实力对比实在悬殊。

日寇的进逼,“西安事变”的催化,创造了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密集展开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与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有关。一方面,蒋介石视中共为弱者,“不足挂齿”;另一方面,长期的实战结果表明,“弱者”非“无能”,仍是他心头之患。但经过长征的大转移,从江西到西北,中共的“庐山真面目”如何,蒋介石心存疑惑,故在两党谈判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才有向延安派遣调查团之举。

这时的中共,一方面出于对抗日的迫切,另一方面是寻求在弱势中图存的考量。对于调查团的到来,延安表示出极大的诚意与热情,专门派出周恩来与叶剑英到西安迎接并讨论调查团的行程安排。调查团在周、叶陪同下抵达延安,中共准备了庞大的仪仗队和欢迎队伍,中共要员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列队欢迎,同时脱帽举手致敬,并由号兵吹奏三番军号,武装仪仗队行军礼并高呼“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口号,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极其隆重。

当晚在调查团住地的招待所设宴冼尘,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出席,毛泽东主席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带头举杯祝林森主席、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席间,宾主互相敬酒,交谈甚欢,十分融洽。第三天,延安党政军各界在大操场上举行欢迎大会,与会人数达四五千人之多,大会先由边区政府主席致欢迎辞,再由中央调查团团长涂思宗致答谢辞,接下来由毛泽东讲话,随后调查团成员依次上台发言,毛泽东在台下陪正副团长,全神贯注聆听。晚上8时,又开了一个文艺晚会。密集而又热情的欢迎活动,使调查团如沐春风,原有的隔膜、疑虑一扫而光,正如涂思宗的老同事、老乡亲,东道主主角之一的叶剑英私下对涂说,如此“伟大”的场面,为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此,涂思宗十分满意。

他以毛泽东为主要考察对象

随后,调查团分党、政、军三组,以组为单位分头到各地察看。涂思宗所在这一组以抗日军政大学和彭德怀、贺龙部队为主要考察目标,涂思宗本人及其侍从参谋则以毛泽东为主要对象。通过对领袖人物的了解来窥视中共的政治大势,以对“抗大”人才培养看延安的知识取向和干部队伍的现状,以彭、贺部队的实况类推中共的武装力量。在调查的过程中,热情、真诚营造了友好的气氛,但涂思宗还是不辱使命,有备而来,有的放矢。而其中与毛泽东对谈最为频繁。正如涂思宗自己说的,“我与毛氏接触最多,经常性之接触多在下午二点左右”,回住处后又常私下与老乡叶剑英交流。有一次,两人谈论起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涂思宗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印象深刻:“每谈论军事,彼(指毛泽东,笔者注)自认有天才”;“彼对军事确极自负,行其游击战……藉作民族战争之法宝。”“余回寓私向叶剑英谓,汝我行伍半生,以兄之经验看毛之军事水准如何?叶谓彼确有一手。”

中央调查团在陕北近半个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返南京复命。涂思宗向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报告哪些具体内容,现存国民党档案材料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但从过后蒋介石点头同意中共代表多次到南京、庐山与国民党展开谈判,而且蒋本人多次亲自出面参与,并且逐步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上看,可以看出涂思宗的报告是客观平实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诚心诚意”。这正符合蒋介石时刻引以为怀的形成全国一致“拥护领袖”局面的心理;其二,延安虽然物质上极端艰困,但也令人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意志与精神。正如涂思宗亲自感受的那样,“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可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至此,蒋介石心中有数:既然服从指挥,“拥护领袖”;又驻扎在华北西侧的陕北,屏障着大西北;这样,将其利用为抗战的一翼,仍不失为上策。

加快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正是涂思宗这一破天荒的考察和他向中央平实客观的汇报,促使了国共双方密集的互动。5月29日调查团离开延安;6月4日,蒋介石就答应中共周恩来到庐山会谈;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从延安奔赴庐山,带着新方案面见蒋介石;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出为三民主义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和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承诺。

中共的诚意与让步,契合了涂思宗的调查结论,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说,强调中国主权问题已无可退让,战端一开,将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根据中共的要求,同意八路军担任战略的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此外,还同意中共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发行《新华日报》以及释放正被囚禁中的共产党员。

从1936年7月到1937年7月一年间,蒋介石从“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拼命“剿共”,转变为“容共”,决心抗战,其思想的根本转折源于“西安事变”的督促、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和全国同仇敌忾的民意,而涂思宗率部的调查团延安之行和他平实、积极的进言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涂思宗向国民党中枢传达了中共对国民党中央的诚意,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拥护,暗合中共在调处“西安事变”时的真诚与无私,并与1937年6、7月向中共谈判代表、红军将领致电所持的观点,形成一条前后一致“拥护领袖”、“决心抗日”真诚热血的链条,深深打动蒋介石原有执迷不悟的心,从而使蒋介石改变初衷,加快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晚年读书写字赋诗作文

身为国民党军队将官,涂思宗虽然有一段以中共为对手的经历,抗战胜利后曾任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但他并非“亲日派”“特务”。1939年夏,涂思宗等在蕉岭县创办“仓海职业学校”,以此弘扬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的精神,培养抗日人才。学校成立董事会,由涂思宗担任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一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分农艺、森林各一班,后来又招收工业班及妇女家事各一班。涂思宗吸收教育大家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的经验,提出教学实行枪杆、笔杆、锄杆的“三杆”主义和自治、自养、自卫的 “三自”政策。每个学生发步枪、钢笔、锄头各一,由第九集团军选派教官授课,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既学习生存技术的课程,又上政治、军事、文化课,目标是锻造抗战所需的各方面人才。涂思宗戎马倥偬之余,经常在仓海职校和蕉岭县立中学演讲,宣传抗日持久作战的前景,教育师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其演讲词都在第九集团军编印的《抗战周刊》及《蕉中校刊》上刊登。

在解放战争后期即被免“剿匪”总指挥职务之后,涂思宗心态渐渐趋于平静,逐步认识到参与内战将会使人生进入死胡同,转而读书写字,赋诗作文,使之书法日臻成熟,且有多篇诗文问世,连同以前的诗文,集成几百篇,至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以《梦影尘痕录》和《梦影尘痕诗稿》两书在台湾出版,成为国民党军政人士退台后最早出版著作的人之一。

涂思宗1949年去台湾,1951年回香港定居,1981年4月在香港逝世。

●黄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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